结庐在人境

我就知道了摩罗的名字，这样的名字以及由他所写的犀利的文字，当时就使我的精神为之一震。1997年的夏天，我在《天涯》杂志上看到转载的摩罗作品《巨人何以成为巨人》，心情特别激动,并当即向一位朋友热情推荐.

“摩罗”一词本为梵文Mara的音译，意思是魔鬼，因鲁迅的《摩罗诗力说》而闻名于文化界。据我所知，英国作家狄更斯(Dickens)之名在英文中也是魔鬼之意，由此可见文化界战士之喜欢以魔鬼自许似乎有其深远的传统。不过摩罗以梵文为自己命名，首先使我想起的倒并非佛经中的魔王波旬，而是《失乐园》里的撒旦——基督教文化中的那个魔鬼。的确，阅读摩罗的思想随笔，我们首先感受到的就是摩罗洋溢在字里行间的那种激情或者说撒旦一般的愤怒，那种一泄千里的磅礴气势随时随地向你扑面而来。而事实上，摩罗也的的确确是敢于向现在的所谓“天堂”及其制造者挑战的人物，他的那些关于“文革”、关于中国文人的文字是多么地锋芒毕露！但我睹其面容，却又感到摩罗极像耶稣（“上帝的羊羔”），他像基督一样善良和宽容，瘦削的脸颊上布满了基督对于尘世的悲悯之情，而其为人处事又是那么地彬彬有礼甚至还有一点儿软弱的意味。这样的两个摩罗表面看来似乎是矛盾的，直到后来的某一天我终于恍然大悟：其实这正是摩罗之所以成为摩罗的所在呀！

摩罗的善良在朋友们中间是公认的，我想，他的作为魔鬼的身份无非是一个当代中国的知识分子的良知没有泯灭的必然呈现罢了。

中国的所谓知识分子已经是太驯良了，太懦弱了，他们的良知和人格在传统的阉割、现实的威胁和生存的压力之下差不多已经丧失殆尽，这是足以令人悲哀的事情。摩罗无疑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他同样承受着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一切重负，但有一点和众人不同的是：他是一个敢于担当的知识分子！（说到“敢于担当”，我忽然想起《庄子》中的“材与不材”的避祸高论——这是两种多么不同的价值观呢。）他说：“自由不只是一种权利，更是一种必须担当的责任。”因此，他公然承认自己是一个耻辱者，也就是说，他不像众人一样在自己的苦难和羞辱面前闭上眼睛；他公然承认，作为一个中国的知识分子是一件耻辱的事情！这正是摩罗内心善良而单纯的一种表现，因为惟其如此，他才敢于说出这样的真话，其勇敢的程度就像《皇帝的新衣》中的那个小男孩。在一个习惯于自欺并且不自欺就会或者心理失常（就像余华小说《一九八六年》中的那个疯子）或者肉体完蛋（就像张志新、遇罗克和李九莲那样）的奇怪的国度，这样的鲜明立场是多么的不容易、需要多么大的勇气呀！

摩罗一旦宣称自己是一个耻辱者，实际上他就等于主动地背上了十字架，“咀嚼耻辱”也就成了他的宿命。自从那个狂风呼啸的夜晚，我一口气读完了他的这部《耻辱者手记》,我的眼前就一直浮现着背负十字架默默前行的摩罗的形象.

一个崇尚自由的知识分子在目前的中国必将是一个精神的受难者，我不知道应该向他致敬，还是应该向他表达我的深切的同情。

让我们首先来看看摩罗身上的十字架吧！看看它到底是由什么组成的，以及它的质地究竟是什么。

如若从这个十字架的组成部分来看，它当然是由一横一竖那么两根木头或者巨刺组成。横的那根巨刺自然就是我们现在所处的冷冰冰的现实世界了。摩罗是一个出身于中国社会的最底层——江西乡下的知识分子，其经历按他自己的话说一直是逆时背运的，他在乡镇的中学里曾经教书多年，他的特立独行的品格一直不见容于那个鄙俗的圈子，终而至于被迫到海南流浪.正是在自己的切身体验中,他知道了什么是“贫穷”，什么是“非人”，什么又是“耻辱”。摩罗曾经十分痛心地说过：“我懂得贫穷对于人的身心的摧残是如何残酷……我懂得贫穷就是耻辱本身。”在本书第四辑《流浪的奴隶》的不少篇什中，摩罗对于“底层人”

的生存挣扎有着撼人心魄的、真实精细的刻画，比如在那位二表哥居住的狭仄的棚屋里居然可以清清楚楚地听见邻居行房的声音，又如那些因为渴望发财而来到海南岛的流浪者们各式各样的被贫穷折磨的几近变态的言行举止……但是，物质的贫穷仅仅是残酷现实的一部分，除此之外我们的现实还包括现行体制的冷酷、人与人的隔膜、良知的缺失等等精神的匮乏，总之在摩罗的眼里这完全是一个“非人”的世界。面对着这样的一个世界，摩罗于是有大悲哀、大悲悯、大痛苦，他将这一切统统概括为一个简洁的词汇：耻辱！1989年的一个黄昏，摩罗在阅读鲁迅时突然发现，“整个世界因为人的丧失而一片阴暗，所有的人都因为失去了自己而无力感知黑暗”，从而第一次体验到了自己“非人的宿命”及其带来的深重的耻辱：“我感到整个世界都在浓缩，以巨大的速度向某个点浓缩，所有天体都带着轰然巨响朝这一点狂奔，而这一点正是我的脑袋……我真切地感到了灭亡的痛苦,我十分清楚地看到自己的肉屑四处飞迸.我无可挣扎地坠向耻辱的深渊."这个黄昏的令人恐怖的顶峰体验成就了摩罗，摩罗比之那些转述型的作家之所以深刻和彻底，就在于他有这样的确定性体验作为自己生命的底色。什么是耻辱？

摩罗说：“耻辱是心灵的体验，是以尊严为坐标轴对生存状态的价值评价。”“耻辱意识就是受伤的尊严意识。”但是这样一来，现实中的所有苦难（包括别人的苦难）也就一股脑儿压在了摩罗的背脊，从此以后他看到孤苦无依的老太婆，看到躺在病床上的老头，看到中山先生的塑像，看到流浪的诗人，都会不由自主地流下伤感的泪水……至于竖的那根巨刺，我想就是压在中国知识分子身上的沉重的历史负担了。

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一种奇特的文化，摩罗将其概括为“从势”文化，中国的知识分子深受这种文化的戕害而不自知，演出了多少相似的历史悲剧！在摩罗的名篇《巨人何以成为巨人》中，对此有着精到的分析。其实不仅是知识分子，所有中国人的国民性中所包含的趋炎附势、冷漠、残酷、媚俗、钻营等等，其实都可认为是由这“从势”文化之中生发出来的。而这样的一种文化环境，又反过来加重了国民性的堕落，使敢于说出事实真相、敢于发出不同于权势者的异样声音的人们的生存处境更加地困难。于是，秋瑾的叔父成了一个告密者，徐锡麟被办案者吃了心肝，李九莲在刑场上被活生生地摘掉了肾脏，顾准与近在咫尺的老母亲至死不能相见。先知先觉者于是有大恐惧,有的赶紧闭上了自己的嘴巴（钱钟书）,有的转而加入了“从势者”的行列成了新的帮凶（舒芜）,有的发了疯（胡风）,有的在传统的儒释道文化之中找到了自欺欺人的心灵安慰（汪曾祺）。总之一句话，国民性的残缺变态与知识分子人格的孱弱扭曲终于汇合到了一起，渐渐凝聚成了中国历史一直徘徊不前的一个死结，民族的生机也由此一挫再挫。现在，摩罗，这个产自东方但却更多地秉承了西方文化精神的魔鬼，他借了十八世纪的俄国知识分子作为参照物，一下子揭开了中国知识分子华丽虚伪的假面以及这个假面背后的国民性的孱弱肮脏的灵魂——这当然会使一部分人感到不舒服的，但又有谁敢否认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呢？中国优生学的先驱潘光旦先生在临终之前曾用4个英文动词来总结自己的精神历程，即Submit（顺从）、Sustain（承受）、Survive（幸存）、Succumb（屈服），真是一语道破了中国历代知识分子的满腹辛酸泪！这是一部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受难史，也是一部耻辱史！摩罗所面对的就是这么一幅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地图或者历史遗产，我们可以想象，一个人天天沉浸在这些鲜血淋漓的事实之中，其内心的痛苦是不言而喻的。然而，为了他所允诺的“自由的责任”,摩罗必须背起这根尖利的、荆棘一样的木头或者巨刺,不惜肉体的痛楚和灵魂的泣血。在这种情景下摩罗能够始终“保持不疯”，正如余杰所说，足以说明摩罗是一个“心灵健全、精神强悍的写作者”。

这就是摩罗身上背负的那个十字架。无论就其横的现实那根木头来说，还是就其竖的历史那根木头来说，因为它们早已超越了个人苦难的性质，所以两者也就更其沉重和尖锐，因而背负十字架的摩罗也就注定了更加痛苦和悲壮。所谓的“担当”，所谓的“责任”，哪里会是一件轻松的事情！

当然,背负十字架或者“咀嚼耻辱”绝对不是目的,它的目的乃是为了“人”

的建设。对于这一点，摩罗有着十分清醒的认识。摩罗一再强调：苦难作为一种经验是被动性的，耻辱作为一种体验则是主动性的，换句话说，在我们的耻辱意识中已经包含了肯定某种价值的成分。实际上，由于耻辱概念的提出，摩罗已经完成了自己对于苦难体验的提升或者升华.因为耻辱意识乃是"受伤的尊严意识",是作为“非人”的切身之痛，所以它所呼唤的正是我们业已失去了的（或者说从来就缺乏的）“人”的概念及其“尊严”。这是摩罗思想的归宿。摩罗是那么热烈地呼唤着“个人”的出现，呼唤着“人性尊严”的苏醒，并对之作为一种文化目标进行了学理上的论证和阐述。摩罗说：“人道主义的核心，就是个性主义。

那么，个性主义的核心是什么呢？我认为就是尊严意识。”“个性主义和人性尊严乃是人类最基本的财富，也是最根本的财富。”但是，摩罗深知在我们的文化传统之中这种个性主义、人性尊严的文化因子极为稀缺，中国的传统甚至可以说是反人道反文化的，所以他对于自己所提出的文化目标的具体实施，在怀抱着巨大热情的同时也是极为审慎的。据我看来，摩罗所提出的文化建设暂时依然是建立在精英主义立场上的，即他希望通过一批知识分子的觉醒来带动整个中国人群的觉醒。

摩罗对于中国知识分子人格的批判不谓不烈（见《丑陋的中国文人》），但他同时也认为知识分子毕竟是人类中比较特殊的一个群体，因为知识分子“有着知识上的优势，更能理解生命个体所蕴含的理性、创造、爱的潜能与实现这潜能的内在要求”。因此，他对于知识分子又深怀热望。在某种意义上，摩罗的写作主要就是围绕着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重塑来进行的，他在批判了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人格缺陷之后，在许多地方提出了关于知识分子的理想人格问题。按照我的理解，摩罗对于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重塑提出了如下的实施步骤：一是正视自己的“非人”处境，体验（或者“咀嚼”）作为一个“非人”的深重耻辱；二是穿透几千年来压在中国知识分子心头的对于专制的恐惧心理，进而战胜这种恐惧；三是超越所谓的“人民”，因为“人民”这个概念早已异化成了专制统治的帮凶；四是成为“个人”，这个个人能够“以觉醒的意识直接面对生命本体，独自担当生命的虚无。他在虚无之海中独自体味存在的煎熬和人性的本义，并独自呼唤救赎之光。”作为完整的“个人”而存在的知识分子，在摩罗的眼中无疑具有救世的意义，他说：“当这样的个人诞生时，这个个人就可以仅仅凭着个人的名义重新整顿宇宙的秩序，重新命名世界的意义，重新安排人类的命运，重新解释人性的苦难。”摩罗认为，这就是知识分子的使命，也是知识分子必须担当的历史责任！（不消说，其中蕴涵着浓郁的“乌托邦”气味，与这个被人命名为“后现代”的时代氛围不怎么合拍。）由于担负着这么艰巨而重大的历史责任，摩罗自知必将不被世人所容，所以他干脆自称为魔鬼，就像诗人郭路生为自己起名为食指一样，其心态的悲凉可想而知，却也正好从另一方面表明了他的非凡的决心。但东方的魔鬼毕竟不同于西方，他“假自天竺”，更多的是思想之魔，所以摩罗主要还是一个“精神界”的“战士”（钱理群语），而且因此他也难免在战斗的间隙不时表现出某些困惑或者失落。

在《耻辱者手记》的跋中，摩罗谈到了写作的限度。我想，所谓写作的限度说穿了就是信仰的限度。在我们这样一个缺乏终极信仰的国度，要想担当耶稣一样的精神使命，但又没有一个天父可供我们膜拜，给予我们心灵的抚慰，这是相当吃力的事情。记得鲁迅曾经说过，他虽然“敬服”但“不爱”的外国作家有两个：陀思妥耶夫斯基和但丁，其原因我想可能就是因为这两位作家身上的浓郁的基督徒气息吧。因为在我们的文化基因中，那种绝对的精神、超验的想象根本就是匮乏的，我们对于苦难的体验力因而也就严重地不足。我们一贯熟悉的是老庄的滑头主义和佛教的“本来无一物，何必惹尘埃”，从来就是现实面前的“投降派”。在这样的情景下，摩罗的困惑和内心的冲突是可以想见的，这是一种异质文化的种子坠落在一片荒凉贫瘠的土地上时所必遭的厄运和苦痛。写到这里，我不由得想起摩罗对于“种子”和“泥土”关系的新解释（这个解释或者比喻如此地惊心动魄，以至于我当初看到它的时候被它感动得热泪盈眶），其大意是说：

我们要不惜去做刚刚播下就因缺乏养分而死去的种子，因为这样的种子多了，也就有可能形成一小块肥沃的土壤，在这样的土壤中，在未来的某一天也就可能有望种子发芽，长成大树，树渐成林——实际上，这就是基督教“受难”的涵义！

因为受难的深层本质正是为了救赎，因为如果不是为了救赎，所谓的受难也就没有意义了。

德国神学家开姆尼茨曾经指出，基督是神性与人性的统一,即为了拯救人类,上帝甚至具有着人类的缺陷——包括他的肉身，他的软弱，他被钉在十字架上所承受的切肤之痛。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也是这样，他的灵魂越是高贵，他对于尘世的痛苦的感受也就越会强烈。在我的心目中，摩罗就是这样一个具有类似基督的双重位格的精神受难者，他之成为“精神界之战士”当由此理解，他之作为一粒“自由的种子”也当由此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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