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道》后记：关于类人孩语(一)
2007-03-05
| 去年夏天的时候，我为海外的专栏写文章，曾就时事写了一篇"好在我们只有一个茅于轼"，对天则经济研究所的茅于轼先生，这位可敬的中国老人进行了极严苛的批评。许多人对我不满，说我太过分了，甚至对我反唇相讥，听说还有提起我的名字就跳脚大骂的人。我本非热闹中人，贸然评论起一个公共人物的言论来，实在非一篇文章能够周全，它需要漫长的铺垫。当时的我却情不能已，不得不发。因为它既涉及认知，也涉及立场。茅老在这双重的意义上把自己置于难堪之中，我只能对此表示不满和遗憾。这件事让我再次反思我国的圣贤君子人格，它跟现代公民人格有什么差别。在以前的一篇"为什么我们只有一个茅于轼"文章里，我称赞过茅老的人格。我的称赞和批评都没能把这种差别点明。听说吴敬琏先生都很关注我对茅老的批评，这让我更觉得自己确实孟浪，所谓的特立独行之评实在有点孩子气。 承天则的张曙光、茅于轼、盛洪诸先生的宽宏盛意，我应邀为天则的双周论坛做了一次主讲。题目是"类人孩：人类文明演进的一个假说"，我本木讷口拙之人，参加论坛的人却给了我善意的体谅。意见建议至今记得。因为我以为文明的发展是要使人类告别类人孩阶段，故对类人孩的无权状态和心智蒙昧多有阐发，盛洪说类人孩不一定是坏的，中国古人有"圣人如婴"的观念，他说我需要打通这一环节才好。黎鸣先生则鼓励我写一本书。茅于轼先生则问我的"革命"观念是什么意思，我明白他想告诫我的是革命之不可轻言。 为这次演讲我至今对天则和茅于轼等先生充满感激，它促使我要把三四年来的工作尽快收尾。不止一个人建议我为类人孩的说法写一本书，但我在心里早就放弃了这个念头。与其空洞地谈论概念，不如验之以历史事实。对其关键的现代转型进程，我关注了何止三年四年。虽然，现在把这本"类人孩语"奉献到读者面前，我仍感到有一种仓促行事的不安。 我国的现代化史是一部过于漫长、充满罪与苦的历史，阅读这部历史，包括身边的现实，我经常会有疼痛、羞愧、耻辱之感，会有呼天抢地之意。我经常想，为什么我们中国人要受这么多的苦难？是一种什么样的历史目的或人生秘密，让我们流这么多的血，犯这么多的罪，有这么大的冲突和仇恨？能不能让这个目的或秘密显影定形？我们走过这么多的污泥浊水，经受这么多的磨难坎坷，有什么能做我们向导？ 对我个人来说，向导是有的，那就是文明，是乡愁。因为这样的向导，使我在翻检近现代历史人物的行状时，常常停留长久。由于个性使然，我从来关注个体的身心安置，自然以为在现代转型的成就里，个体的心智和权利如何是极为重要的标识。他们说过什么，如何说，他们有什么喜怒哀乐，成为我研读并愿与人分享的内容。到2002年的时候，我找到了一个词：类人孩，我像回到故乡的丁令威一样，认识到我和我的同胞乡亲离文明仍然遥远，我们是无知于权利、权利不得保证、心智蒙昧身份可疑的类人孩。对那些先贤、前辈，我有着物伤其类的同情；阅读他们不能返乡的人生，了解他们无能获得文明的成人理性或说现代公民人格的悲惨遇合，感知他们的肝胆忠义，英雄末路，狂狷意志，我的心情难以言喻。我至今记得，无数个炎炎夏日，我坐在蒸笼一样的屋子里，整天整天地读书、抄录卡片，汗流浃背，常常为一段故事激动地站起来在屋子里转圈，又或者为一句话停顿下来静静地流泪。现在这些卡片的一部分，就成为《非常道》的来源。 现代转型是一次成人革命。在我国的现代化史上，"五四青年"占有着重重的一笔，由于转型的艰难，这些"青年"也最终没有精进为成人，他们走上社会，仍主动或被动地沦为类人孩状态，他们没能进身成为现代国家公民。在文明眼里，他们，包括今天的我们，是无能进行有效沟通的原子个人，是不解返乡或不能返乡的浪子。文明社会的成年理性交往，乡愁状态的文化身份归宿，是他们梦想而不得的。最悲惨的，类人孩们永远在学习，在准备生活，在改变认知，在吃亏后又长一智，如陈独秀、胡适一生的流质多变不亚于梁启超和郭沫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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