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庐在人境

最悲惨的，是类人孩们的不自知，他们把每一次获得的认知都当作真理或终极信仰，今年跟马克思站在一起，明年跟鲁迅站在一起，后年就跟哈哈哈站在一起。最悲惨的，是类人孩们明知自己的处境而无能改变，如晚年的郭沫若，如晚年曾嚎淘大哭过的周恩来，如今天的我。最悲惨的，是那些有着善意的类人孩知错就改的行为，今天他告诉追随者，读萨特读错了，应该读福柯，明天他告诉同胞，市场有着缺陷，管制是必要的，或说，法治不是万能，德治最是有用。所以我们在最有责任感的历史人物身上，比如胡适、傅斯年等人的人生选择里，能看到类人孩般的识见起了关键的作用。至于像张季鸾、王芸生、徐铸成等人代表的文人议政的报人传统，同样沦入类人孩的状态而不自知，如徐铸成为人很称道的一句话，他拒绝加入国民党，以为一入党就像女人嫁人了一样，他要保住自己的自由，人们多以为这是自由主义的精神，或他很懂得人贵独立、名节的重要性。可惜，五十年代庐山会议上中共领导人也说过类似的话。类人孩在认知层面上是何等一致。
　　我年轻时"在孩子们中间"写诗说："放下自己的事情为你们祝福｜那条蛇蜿蜒着一条路跟踪｜人生就为你们所窥见的半真理利用｜你们何辜，你们何苦"。孩子在学校里作文，表演，代圣贤立言；类人孩则在社会上作文，表演，代主义和问题立言。但这种代言的心智作为效果并不大。因为类人孩跟孩子一样是站在知识的碎片上，现代文明社会里个体公民的生存常识在类人孩们那里分布得极为不均、稀薄，知识的污染蒙蔽了他们，知识的碎片教唆了他们，也切割了他们，使他们往往彼此对立，无能交流、调和、妥协、共处。
　　这也是我愿意跟读者分享的缘由。我们的现代化史充满了这种种悲喜剧。人当然不能等认识到位了才开始生活，否则人们一生都要准备着生活，这不是人类的经验现实；但人也不能永远在罪错里或在"历史的误会"里过活，否则人生失去意义，他永远长不大，永远无知于"人生的灿烂"，他和他组成的社会就只能在文明的边缘徘徊，今天那些还未跨入现代门槛的民族国家及其子民如此。历史既然是我们的宗教，我们也就有必要从历史上的先辈们那里汲取经验教训。我这么做还有一个理由。李慎之先生，他生前常说太寂寞的时候，我有时去陪他聊天，他会托付我留意一些事，其中之一，就是想办法让汉语世界的近现代史写作有一些可信的材料。本书就是我努力选取的可信历史。想到像李先生那样的智者，到晚年仍为"这个体制是刚性的、还是弹性的"一类问题折磨不已，我就会为类人孩般的认知品性生发椎心之痛。
　　当然，如盛洪先生说的，把类人孩放在价值判断里不应低估其心智的高尚一面。类人孩有反智、无情、伪信、恶念等等表现，但也有直觉、痴情、笃信、善意等等表现，类人孩是一种文明状态，又是一种人生状态，他在人生的全部表现并不是全为正面或全为负面，并不都是好的或都是坏的。如章太炎，有论者以为是我们现代历史上最可爱的最有童心的人。但这样的类人孩实在太罕见了。即使像陈独秀、胡适、梁漱溟、陶行知那样有着圣贤君子人格的类人孩，也是极为稀少的，何况他们的人身权利仍多有缺失，他们认知多变也试验游戏了万千亿兆民众。更多的中国人，是掺杂在人生和民族的罪与苦体制里不能自拔，不得自由。正是从文明史的角度着眼，类人孩状态才是我们需要告别的一种生活。说到底，无论做坏孩子还做好孩子乖孩子，还是做老小孩老顽童，都是一种非成人状态。是的，"而今始知成人世界的寂寞，更喜欢梦中道路的迷离"（何其芳诗语）。类人孩有类人孩的人生满足，但是，无论直觉、痴情、笃信、善意、童心有多么美好，个体参与合众的民族社会里，最值得称道的是个体能够免于匮乏和恐惧，是个体能够与社会有效（文明的成人理性）的交往沟通，是个体有着成人般的关怀和责任，有着成人般的自信和参与。这种现代公民形象或文明人格，大概只有丁文江、鲁迅、雷震等有数的几位先贤具有。
　　因此，我不避浅陋之嫌出版这本书，就是希望得到读者的参与。对我们历史的认识，对我们自身的反思，需要每个人自己去实践这一人生过程，这一过程有助于他的生命自我完善。我编写这本书也是希望在信史中间留白，让读者参与理解。尽量避开逞才使气，是这本书的要旨之一。天何言哉？予欲无言。虽然，在今天每个人都想把个性发扬凌厉的市场时代，这本书的每一则故事或话语都可以生发长长的议论；这么做，可以让我写上几年上千篇的"作文"，却非跟读者进行交流的正当有效方式。历史当然可议可论可定调子，但每个人自有的理性智慧足以认识，何况今天并不是一个"燕燕居息，出入风议"的时代。是以本书撰写无意中相似于《世说新语》，我国文人宝爱的经典之一，但《非常道》不同于《世说新语》，读者自会明见。
　　最后要罗嗦的是，虽然花了四五年时间编写这本书，但文字并不全然出于我手，原作者们的才情、识见、语感常让我有偏爱不舍之处，故摘编时多尽量保留，文字不能完全统一，是需要告罪读者的。还有，在这四五年时间里，我拒绝体制谋职，是我的妻子刘燕的支持，以及一些朋友的援手，如《南风窗》的秦朔先生、陈初越先生，让我在无业的生存状态里稍能平静地读书写作，不消说，我对他们充满了感念；如果说这本书是一次还愿，我还愿把这一愿心奉献给李慎之先生、茅于轼先生，我的朋友和读者们，我的父母和转型的祖国。
                                                                                                                                                   (余世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