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贪生怕死"权利(二)
2007-03-06
其二，峻法之下，向死而生。
“向死而生”有两种。一种是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慨去感动掌握生杀大权者反而保全了生命。《蒙田随笔集》、《三国演义》与《水浒传》里都有这样的事例。这种情形要求“司杀者”有惺惺相惜的品格或刘备、宋江那样的揽才之心。
另一种，俗话叫“死里求生”、“狗急跳墙”，“兔子急了也咬人”。
最典型的例子当然是陈胜吴广起义。秦二世元年七月,陈吴等900人被征戍渔阳,在大泽乡遇大雨,道不通,不能按期赶到,依法皆当斩。陈胜、吴广乃谋曰:现在我们失期当斩,逃亡也是死罪，“举大计”造反也不过是死罪，同样是个死，何不赌它一把，兴许还死不了有好日子过？
这种严峻到不近人情、逼人拼死一搏的效果，是秦王、李斯当初订律时没有想到的吗？不得而知。
其三，暴政虐民，厌生轻死。
对此，老子有最透彻的表述。《道德经》第74 章说：“民不畏死， 奈何以死惧之？”第75章解释道：“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 饥；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民之轻死，以其上求生之厚，是以轻死。”（为什么人民填不饱肚皮？因为统治者吞吃的赋税太多，所以人民只能挨饿。为什么人民难以管理？因为统治者恣意妄为，所以人民难以服从。为什么人民不怕死？因为统治者自我奉养太奢靡，所以人民了无生趣。）这里有一点需要解释，即为什么统治者“厚生”，人民就只能“轻死”。因为那个时代生产力水平低下，社会总财富没法跟今天相提并论，正如高亨所说“厚养则苛敛”。文中所谓“有为”则类似于今天所说的“好大喜功”、“政绩工程”“、“形象工程”，好比为此而不顾民众死活搞强行征地、拆迁。
所谓“民不畏死”，就是说，苛政猛于虎，会搞得人民“生不如死”；若搞得人民生不如死，你再用死刑来威胁他们有什么用呢？“文革”中有句黑色幽默道：“中国人连活都不怕，难道还怕死吗？”就是这个意思。那时候，几个“铁姑娘”相约同时上吊或投河的，不是一起两起。更不论老舍、范长江等挨整而自杀的文化人。
今天还有这种“轻死”的情形吗？有，肯定有。被久欠薄薪的农民工，上街以自杀示弱搏取怜悯来讨薪被称为“跳楼秀”，甚至被诬为“恶意讨薪”，这里姑且不谈。走投无路之下，身怀利刃或炸药讨薪，宁肯与老板同归于尽的案例所在多有。他们的不怕死实在是逼出来的。若嫌屁股坐在不良老板一边、不为被欠薪的农民工作主这样的政府行为叫“暴政”刺耳，那就叫“恶政”好了。
至于为什么有那么多“砍手党”、“飞车党”的“党徒”，为抢区区几百元就敢于铤而走险，拿别人和自己的生命冒险，不在本文讨论范围，从略。
老子说:“若使民常畏死，而为奇者，吾得执而杀之，孰敢?”即，如果能够使人民常怀恋生畏死之心，而对那些越轨作恶者，我们能够把他们逮住消灭，谁还敢犯法？有人说这是为统治者出谋划策，但其中隐含的两点前提确是社会安定的基本条件。一是要让人民觉得活着还有一点生趣，生命值得珍惜；二是有法必依，违法必究。像明末李自成起义，为什么一呼百应，大落能大起？饥民太多，与其老老实实等死，当然不如跟闯王闯一闯。此外，朝廷剿抚不定的机会主义，使“杀人放火受招安”成为一条晋身之路，自然也是鼓舞投机冒险的原因之一。今天仍然存在的“不闹不解决，小闹小解决，大闹大解决”的现象，是否这种遗绪？
“向死而生”有两种。一种是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慨去感动掌握生杀大权者反而保全了生命。《蒙田随笔集》、《三国演义》与《水浒传》里都有这样的事例。这种情形要求“司杀者”有惺惺相惜的品格或刘备、宋江那样的揽才之心。
另一种，俗话叫“死里求生”、“狗急跳墙”，“兔子急了也咬人”。
最典型的例子当然是陈胜吴广起义。秦二世元年七月,陈吴等900人被征戍渔阳,在大泽乡遇大雨,道不通,不能按期赶到,依法皆当斩。陈胜、吴广乃谋曰:现在我们失期当斩,逃亡也是死罪，“举大计”造反也不过是死罪，同样是个死，何不赌它一把，兴许还死不了有好日子过？
这种严峻到不近人情、逼人拼死一搏的效果，是秦王、李斯当初订律时没有想到的吗？不得而知。
其三，暴政虐民，厌生轻死。
对此，老子有最透彻的表述。《道德经》第74 章说：“民不畏死， 奈何以死惧之？”第75章解释道：“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 饥；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民之轻死，以其上求生之厚，是以轻死。”（为什么人民填不饱肚皮？因为统治者吞吃的赋税太多，所以人民只能挨饿。为什么人民难以管理？因为统治者恣意妄为，所以人民难以服从。为什么人民不怕死？因为统治者自我奉养太奢靡，所以人民了无生趣。）这里有一点需要解释，即为什么统治者“厚生”，人民就只能“轻死”。因为那个时代生产力水平低下，社会总财富没法跟今天相提并论，正如高亨所说“厚养则苛敛”。文中所谓“有为”则类似于今天所说的“好大喜功”、“政绩工程”“、“形象工程”，好比为此而不顾民众死活搞强行征地、拆迁。
所谓“民不畏死”，就是说，苛政猛于虎，会搞得人民“生不如死”；若搞得人民生不如死，你再用死刑来威胁他们有什么用呢？“文革”中有句黑色幽默道：“中国人连活都不怕，难道还怕死吗？”就是这个意思。那时候，几个“铁姑娘”相约同时上吊或投河的，不是一起两起。更不论老舍、范长江等挨整而自杀的文化人。
今天还有这种“轻死”的情形吗？有，肯定有。被久欠薄薪的农民工，上街以自杀示弱搏取怜悯来讨薪被称为“跳楼秀”，甚至被诬为“恶意讨薪”，这里姑且不谈。走投无路之下，身怀利刃或炸药讨薪，宁肯与老板同归于尽的案例所在多有。他们的不怕死实在是逼出来的。若嫌屁股坐在不良老板一边、不为被欠薪的农民工作主这样的政府行为叫“暴政”刺耳，那就叫“恶政”好了。
至于为什么有那么多“砍手党”、“飞车党”的“党徒”，为抢区区几百元就敢于铤而走险，拿别人和自己的生命冒险，不在本文讨论范围，从略。
老子说:“若使民常畏死，而为奇者，吾得执而杀之，孰敢?”即，如果能够使人民常怀恋生畏死之心，而对那些越轨作恶者，我们能够把他们逮住消灭，谁还敢犯法？有人说这是为统治者出谋划策，但其中隐含的两点前提确是社会安定的基本条件。一是要让人民觉得活着还有一点生趣，生命值得珍惜；二是有法必依，违法必究。像明末李自成起义，为什么一呼百应，大落能大起？饥民太多，与其老老实实等死，当然不如跟闯王闯一闯。此外，朝廷剿抚不定的机会主义，使“杀人放火受招安”成为一条晋身之路，自然也是鼓舞投机冒险的原因之一。今天仍然存在的“不闹不解决，小闹小解决，大闹大解决”的现象，是否这种遗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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