底层需要关注的两面
就本人一以贯之的文学观，写什么、不写什么，完全是作者的自愿自好，原本不值得反复争议、扰嚷不休。不因写底层就说明作者特别具有怜悯、同情之心，也不因写上层高峰或白领贵族就说明作者一定是精神或物质的贵族。本人曾在一篇创作中谈道，写什么和怎么写或许一样重要，但相较而言，怎么写可能更重要一些。因为后者牵涉到文学的美学效果。从文学史上看，文学题材无轻重大小，如何写得好，才是紧要。
底层和弱势，有时候是一个特定时代的概念，具有一定的相对性，甚至会相互挪移与转换；譬如民营企业相对国有企业，一般说来它是弱势，但做大做强之后，尤其是发达地区的一些大型民营企业，它的地位又不是一般的国营企业可以望其项背的，因为它是地方纳税大户，它似乎有理由财大气粗。现在谈起工农，总认为风光属于过去，属于计划经济时代，其实，那只是均贫富时代的幻觉！即使在六七十年代，看似风光的工人、农民，好象在当家作主，到底又有多少经济与政治的话语权？质其实，那时候国人的命运，呈现的是集体性、全民性的窘困与被动！
画家陈丹青接受查建英访谈时的一段话，给我印象很深：
我记得到美国第二年在《纽约日报》看见一张黑白照片，是报道山东潍妨县举办国际风筝节，一群人挤着、笑着，仰望天空，我一看，几乎要哭出来，他们笑着，一脸苦相，那种长期政治磨难给每个人脸上印着的苦相——要是我在中国看这张照片不知会怎样感受，可那时我在纽约，天天看见满大街美国人的集体表情，那种自由了好几辈子的集体表情，忽然看见我的同胞！我不知道是难受还是宽慰，总之心里委屈，为几代人委屈：他*的中国人不闹运动了，知道玩了！放风筝了！（见查建英《八十年代访谈录》）
我最初并非在《八十年代访谈录》而是在《万象》杂志上读到这段话的，当时就感喟万千，至今仍觉得，陈丹青这段话，是对一逝不返的中国意识形态运动史的形象注解。这里的关键词是：政治磨难、苦相、运动、几代人的委屈、玩儿。
同样作比较的意思，也见刘再复表达过，他在北欧行走，看见那块历经几代人没有运动战乱的土地，人们的表情都特别安静祥和。
在政治一元化、思想大一统、恐怖无所不在的运动旋涡里，在“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荒诞不经的时代，不仅知识分子动辄得咎、罹难遭祸，就是一般百姓包括工人、农民的生活也是不堪回首的。谁其曰不在底层，那时候不在所谓底层的人，几稀！我与当今大学生讲到当年一个接一个的大批判，写字避开报纸怕不小心就当了反革命；讲到布票粮票棉花票肉票邮票豆腐票，为防止物质匮乏家里囤积的肥皂干成木乃伊、食盐硬如石块......他们觉得天方夜谭。可是那样的生活就在我们这一代及上一代亲历了，而且时间远长于一场八年抗战。
我很警惕因为当下理想主义后退、物质主义泛滥引发的普遍的怀旧情绪；尽管，我承认自己就是一个温情的怀旧主义者。但以为，一切现实的不尽如人意，都不能作为开倒车否定改革开放的理由，要警惕的是对既往进行过滤性缅怀以掩其罪愆的有意识与无意识的大合唱，我们需要的恰恰是大踏步地前行——包括体制的变革与制度的跟进来改变贪污腐败、贫富悬殊等劣的现状，而决不是相反——向往昔顶礼与追挽。
陈丹青说得好：“我跟他一样怀旧，但我比他清楚在他怀旧的这个旧后面有多少罪恶，多少虚伪，多么幼稚。他知不知道？他知道，去怀旧，是一回事；不知道，去怀旧，又是另一回事。”陈丹青这话，针对的是时下电影等的怀旧，譬如崔永元主持的长长的《电影传奇》。以崔永元1960年代后的出身，如果没有大量对其父辈或兄长辈历史的真实而悲情的阅读，要想准确吃透历史，可能光看五六十年代乃至解放前的老电影并凭吊之，真的无济于事，甚或南辕北辙。
毫无疑问，底层值得关注，底层也是很好的文学母题，区别只在于，如何关注？从哪里切入？光有同情、怜悯或呐喊是否足够？
以我念大学前16岁进入铁路，并当铁路工人7年的经理，一方面深刻感受到那时候极左意识形态的大一统，任何人都休想有所作为更不用说大有作为。如杨小凯，“文革”蹲监10年、励志苦学然后在美国一鸣惊人的人中之杰，不是没有，更多的是挨不到那一天就“香消玉陨”者——见杨小凯著《牛鬼蛇神录——文革囚禁中的精灵》；另一方面深刻感受到的，是对农民无产者教育的重要。我们今天之所以还在讲最基本的“八荣八耻”，以及不要随地吐痰，显见得就是教育与教养的缺失，当年我身边不乏农民招进铁路而为所谓“半军事化”的铁路工人同事，其中颇有一些人对损坏公物毫不心疼、对他人苦难所持漠不关心的态度，令人惊讶地感觉到鲁迅痛斥的国民性比比皆是。
近日《深圳特区报》报道一对安徽夫妇在深圳谋生，丈夫在海南等地经商，艰辛备尝，但也挣下二三百万的家财，不期某日回返，在一家低档麻将赌馆将妻子唤出，她已经将钱全部输光，还欠人二三十万；男子被一群赌徒围住逼债，一气之下，动手打妻子，妻子转眼跑得不见人影。赔了夫人又赔钱的男子，在记者的镜头前禁不住掩面痛哭。
试想，一个拥有两三百万的家庭，笃定已从底层一跃而晋升中产了，但是文化操守的亏空，挣再多的钱，仍然可能是一副精神的赤贫相。
准此，当下文学与社会，对底层生活吁请与关怀当然是必要的，甚至是远远不够的，但，对他们的精神关怀甚至疗救是否缺失了呢？是否也很紧迫？
近读崔卫平在《经济观察报》上的一篇记录片影评《我们时代的精神缺无——两部有关底层的纪录片》，似有同感。她评点的两部纪录片，一部是黄文海导演和摄影的《喧嚣的尘土》，另一部是张占庆导演和摄影的《活着一分钟，快乐六十秒》。前者我刚刚看过，纪录的是湖南某镇一个地下麻将馆沉迷难拔的男女诸相；后者按崔的评述，将的是一个三无人员——“无工作、无家庭、无房子”的男人，这个男人自视很高、不着实际、满口大话、骗吃骗喝，基本上是一个寄生虫的标本。崔卫平说，2003年张占庆还拍过一部名为《它们都是我们的狗》的纪录片，纪录的是中原地区某县城以狗来赌博，双方手中牵的狗互相咬得血淋淋的，而且出现在集贸市场这样不分男女老幼的公开场合，也就是说，比斗狗赌博更加严重的，是所有观众脸上那种麻木不仁、无动于衷的表情。
如果比较虚构文学，纪录片或许更真实地表现了我们现实的处境。无论白领还是蓝领，也无论“长沙刁民”还是知识精英（所谓“长沙刁民”与人大硕士的论争可在网上搜索），都需要在同一平台上，理性地探寻精神与时代的救赎之路。
崔卫平认为，张占庆的片子所表现的底层，“这是所有那些坐在书斋里将‘底层’当作一个概念来谈论的人们十分难以想象的。很可能，当衣冠楚楚的学者教授们看到底层人们过着一种如此空虚混乱、像没头苍蝇一般的生活之后，需要重新考虑是否继续站在他们一边。“
崔卫平无疑是大胆的，尤其在这样一个网络发言十分便利的时候，她的批评如果传播出去，或要提防网民与愤青的詈骂。我倒赞许她看到了炙手可热的底层问题的另一面，这一面与鲁迅的精神相通。这是一个需要底层感受也需要理智清明的时代，需要世事愤激也需要抚摸关爱的时代，需要现实批判也需要历史剖析的时代，需要物质提升也需要教养跟进的时代......
(南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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